如果说两年前，当国资委诞生时，市场对之还只是怀疑、观望、甚至对其松散虚弱的庞大资产颇多不屑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心理已经被国资委的雄心勃勃和其领导下国有经济的生机重现所震动。

　　这个背负着解决国企改革重任而精心设计的巨人，在"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的运行逻辑下，眼下正在促动其辖下178家国企和全国数十家地方国资委机构迅速惊人地长大。带领众多国企和地方国资委冲进市场的国资委，开始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辐射进中国经济生态环境的每一个层面。

　　仅仅两年时间，一个巨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它？记者/宁南2004年对于国资委来说是欣喜的一年。这个拥有19.7万亿元总资产的国务院特设机构，在宏观调控严峻的形势下，连续第二年刷新了国有企业的历史最好业绩，以致1月13日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几乎变成了国资委的"庆功会"。

　　会议传来消息，2004年1-11月，国资委所掌握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商企业销售收入9.16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实现利润6970亿元，同比增长43.7%；其最优质资产的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达到4.96万亿元，同比增长28.6%；实现利润4456.5亿元，同比增长51.3 %。

　　尤其是国资委旗下的那些巨无霸们，个个都在2004年威风了得：中石油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5500多亿元，同比增长15.7％，利润1100多亿元，同比增长50％；中石化，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约6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8.6％，实现利税950亿元，同比增加242亿元，其中实现利润425亿元，同比增幅高达86.4％；上海宝钢集团，2004年累计产钢达到2138万吨，成为国内首家年产量突破2000万吨的钢铁企业，销售收入预计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甚至连过去6年中就有4年亏损的国航、东航和南航三大航空公司，在2004年也实现了53.9亿元的利润，几乎一年赚了过去10年的钱。

　　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4.9万亿元增加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而且，国资委旗下中央企业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168家，股本总额占全部境内上市公司的33.8％；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53家，流通股本占香港股市全部上市公司流通股的18.1％。

　　事实上，李荣融还没提另外一些数据，比如在2004年9月公布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中，由其领导的国资委就掌控了370家，占全部企业500强资产总值的96.96％、营业收入的87.32％和利润总额的84.09％。其中前18位巨企全归属国资委。

　　更令决策层欣慰的远远不止这些数据。国资委成立两年来，出资人的明确，使国有企业和国有产权的经营和监管一改"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局面。这种变化被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在2004年12月18日"中国国企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总结为"三个不一样"："一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不一样。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企改制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各地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改制的多样化，改革思路开阔了。""二是地方国资委成立前后不一样。省市国资委成立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明确了，经营责任落实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监督指导加强了。""三是两个文件出台前后不一样。两个文件（《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交易明确了，进场交易制度建立了。通过调研督察，更增强了我们搞好国企的信心。"如果说两年前，当国资委诞生时，市场对之还只是怀疑、观望、甚至对其松散虚弱的庞大资产颇多不屑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心理已经被国资委的雄心勃勃和其领导下国有经济的生机重现所震动。

　　近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王会生在一次有国资委领导参加的内部发言中激情饱满地宣称，"我们是国家的大公司，大公司就要有大战略，就要搞一些大项目，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尤其是基础性、资源型、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未来10年中的前三年，是布局的阶段，是调整结构、进行积累的阶段，是争取资源、占有资源的阶段……"也有人对这种雄心大志提出了掺杂着复杂情绪的置疑。1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公开撰文提问："国资委管辖的180多家央企跨越中国众多产业，如果让国资委这么运行下去，会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个'巨无霸'？"注重实证分析的平教授，对这种"霸"的担心，是建立在两年来国资委和其属下国企的市场表现上的。

　　在国际油价高企强烈冲击国内市场时，国资委旗下的三大石油巨头，一边进口的是每桶只有30美元左右的中东迪拜重质高硫油，一边按照每桶突破50美元的西得克萨斯轻质低硫油的价格标准向国内消费者出售。

　　在中国能源市场最火暴的时节，石油巨头加强了石油进口配额的控制，以每吨高出900－1000元的价格卖给国内其他油企。以致1月13日上海鹏盾船舶燃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傅炳荣回顾自己的境遇时颇多无奈，"两年来，民营企业不是遭到封杀就是受到挤压，现在找米下锅都来不及。"在宏观调控大刀阔斧猛"砍"钢铁、电解铝项目时，刘永行的100万吨电解铝项目最终停顿，而中国铝业集团却在迅速扩张地盘；民营钢铁企业众多项目纷纷下马，宝钢、武钢为首的国资委重点企业却四处出击，数十亿美元地投资，上千万吨地上项目。

　　虽然众多国有骨干企业的市场表现似乎与国资委没有直接连续，但2003年4月6日才告诞生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背负着解决国企改革重任而精心设计的巨人，在"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的运行逻辑下，眼下正在促动其辖下178家国企和全国数十家地方国资委机构迅速惊人地长大。带领众多国企和地方国资委冲进市场的国资委，开始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辐射进中国经济生态环境的每一个层面。

　　仅仅两年时间，一个巨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它？股市里的庞然大物"我一向以为，尽快解决股权分置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根本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推不动。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场合，我说过同样的话，这些看法现在我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改！"2005年1月15日在第九届中国资本论坛的演讲台上，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呼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来积极推动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难题。

　　这个快言快语的女人坚持，无论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还是落实"国九条"意见，都要"特别保护公众投资人"。她说："支持这个市场的是广大投资者，是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这个市场，如果他们认为是必须马上要解决的问题，而我们认为不重要，那我们的决策是没有用的。"面对有人提问"证监会说了那么多的话，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市场为什么还是一跌再跌？"李青原毫不犹豫地站在"风尖浪口"回答说："这个不是我可以来决定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武断决定，要听投资者的呼声，要看市场的反应。"尤其对于刚刚出台的"非流通股转让规则"，她直言，有关部门"不能出台为股权分置设置障碍的政策，丧失决策机构的公信力"。

　　而就在此前一次内部会议上，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欣喜地强调："目前国有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1000余家，其国有权益约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17％，实现利润占46％，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万亿元。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和国有资产的富集区。"因此，在李毅中看来，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不是简单地出让国有产权，"而主要是通过重组上市引入增量做大总量，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这样的心态下，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游戏者"、拥有2/3市值非流通股的国资委，显然不会无视自己的利益、也是自己的责任，抛弃"保值增值"去迎合市场。早在2004年3月，李荣融就强调，"国有股全流通事宜慢慢解决，需要找到好的时机"，他认为，"要想赢，大家都得让着点。各方在利益方面都要有一个谅解，着眼长远"。

　　现在，尤其是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时，国资委显然要比李青原更谨慎地看待股权分置问题。而且，按照其"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身份，市场经济的法则天然决定了国资委只能是证监会的博弈对手和6000万中小投资者的市场竞争者。

　　对于这个问题，坐在一海之隔、静观其变的台湾"教父级"投资人邱永汉近期在一次高级别的投资人恳谈会上直言："过去好几次，每当中国政府抛出即将出售手中持股的消息时，股价总是会应声下挫。但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不会担心。因为我相信，堪称'商人之国'的中国，政府官员都是半个商人，万万不可能让自己受到损失。"他多年的投资经验是，中国政府是很会卖股票的，"以最近中国政府在香港市场出脱持股的技巧为例，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卖在最低点，反而以数倍的价格出售。中国政府已经学得很聪明了，如果是被市场经济淘汰、落伍的企业，这种包袱不可背，就会选择出售、重整或者让它破产。反之，则会倍加珍惜"。尤其他认为,从整体而言，用心的人都能看到，中国股票市场正处在十年难得一见的多头阶段，中国政府决不会走眼。

　　邱永汉最后感慨地说："中国政府财产之多举世罕见，不只所有银行与土地都是国有，加上难以估计的股票，全世界政府确实很少有像中国政府这么有钱的。"他认为谁也难以和它做对手。

　　现在，无论李青原这样的改革家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无论6000万中国股民"用脚投票"让上证综合指数"飞流直下"击穿1200点，目前国资委借助手中由庞大国有产权形成的"游戏筹码"，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游戏规则和游戏对手。

　　事实上，以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问题为例，国资委占据的主动权甚至是不可动摇的。早在2004年2月"国九条"出台时，花旗环球金融一位董事总经理在私下就告诉《商务周刊》，"未来中国市场走向，取决于李荣融，而不是尚福林"，尤其是国资委早已对国有股减持问题有了清晰思路的时候。

　　2004年9月15日国资委发出的《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性质变化的，应按照《办法》（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到经国资监管机构选择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披露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 此后不久，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李保民在一次会议间隙就此向《商务周刊》解释说，国资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已经明确，他认为，只要国有资产是在产生效益、保值增值，"全流通就没有惟一固定的形式"。

　　当2004年年末妥协产物《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出台遭遇市场强烈抵制后，似乎更多的是证监会的尴尬，而国资委只是更加铁下心来"自立门户"，搞已经持续了2004年整整一年的产权交易市场。

　　2004年12月18日，作为当年国资委机构核心设计者之一的李保民在中国国企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称，目前中国国有企业近19万户，涉及需要调整的资产超过10万亿元，其中至少有3万亿－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必须通过资产重组才能发挥效益。

　　他认为，作为国资监管部门，可进一步明确国资委作为产权交易市场的主管部门，授予其监管产权交易的权力，明确其加强对产权交易市场的宏观指导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职能的责任。

　　2005年1月13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李荣融也把建立国资委主管的产权交易市场列为国资委2005年重点工作之一。

　　与此对照的是，一周后，深交所传来消息，证监会已经技术叫停非流通股转让，《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业务办理规则》已然名存实亡。

　　权力起源事实上，国资委目前形成的市场影响力，不但是中国证券市场所意想不到的，更出乎中国市场经济各个层面的意料之外。

　　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纪鹏在国资委成立当时的公开评价，"中国国资委的建立，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它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创举。"要理解这个所谓的"创举"，不能不追溯今日国资委的来龙去脉。

　　为了从体制上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模式，国务院于1988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为《商务周刊》回顾说，"中央政府当时并没有考虑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相反是把出资人权利分散给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经贸委、计委、中组部、主管部局等部门，力图建立一个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资局的实际运作中，由于跟国有资产相关的各个部门都没有放权，如国有资产的资产权归财政部管，投资权归国家计委管，日常经营归经贸委管，人事权归企业工委管，延续了习惯上被称为"五龙治水"的局面。

　　"多个部门可以对同一个企业发号施令，弊端甚多。加上其他原因，国资局管理上矛盾重重，职能地位也迟迟不能清晰起来。"郭励弘说，因此国资局实际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清产核资、研究国资管理政策、探讨国资改革的思路和方案等等。

　　而1998年后的机构改革，如把国有资产管理局归并到财政部，撤销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撤销经贸委所属的"局"，在郭励弘看来，都只是把权利在这些部门内部调整，并没有从宏观上真正建立起一个权利集中的国资管理机构，"其结果必然是政出多门，难以真正地履行出资人职能。分权制造成的责权利不明确和不对称性，导致了国有资产没有活力、又控制不住的矛盾现象"。

　　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目标的模糊性，力求建立一个既能代表全民利益、又与政府脱钩的出资人代表，"然而，既然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出资的企业，那么建立一个与政府完全脱钩的出资人代表，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更深层次上看，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拥有的巨大惯性，使人们未能认识到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双重性，要么把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出资人职能混在一起，出现出资人越位，要么把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和出资人职能与企业分开，产生出资人缺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又重新提出国资管理的问题，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权利、职责和义务相统一，使国有资产在"有进有退"和战略性重组中走向目标单一。

　　"在市场经济中，国有资产、尤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像所有其他非国有资产一样，'安身立命'的目标必须是能够保值与增值。"郭励弘说，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的目标"。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新成立的国资管理机构作为国有资产主体的角色名副其实，才能不重蹈旧管理体制的覆辙。这也同时要求，国家应将政策性的目标如增加就业、社会保障等交给其他政府部门去追求，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好这些目标与资产保值的关系。

　　多年探索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认识统一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单一目标上。而这个目标的具体设计落在了4位国家级"智囊"身上，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现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和副所长张文魁以及世界银行国企问题专家张春霖。

　　按照他们的设计，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国家统一所有，分别行使产权，专门机构监管，授权委托经营"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营运体制；国资委作为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政府直属特设机构，依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

　　"出山"2003年4月6日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的国资委挂牌成立，主任李荣融宣布这个新机构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明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履行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各级国资委的共同任务。"他特别强调，国资委不能成为"婆婆加老板"，把企业管死，"要切实做到属于出资人的事项，真正管住管好。属于企业的权限，决不能去干预，真正做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与所出资企业共同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

　　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李毅中则坦言了这个新机构的忐忑之情，"国资委受国务院委托，来掌管这一部分中央资产，说白了，就是为全国人民来掌握这部分资产，掌握好了，就符合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掌管不好，出了纰漏，那我们的责任就大了，那就要上历史的审判台了。"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不安。国资委一开始直接监管的196家国有大型企业，所属三级以上的企业总数为11598家。各自情况千差万别，不少企业不是规范的公司制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有的就是直接脱胎于部局，有的只是简单地联合在一起，没有形成真正的控股公司。在189家中央企业中，集团一级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只有9家，其他企业都是单一投资主体，大多数是按《企业法》注册的，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

　　而且大部分经营状况较差，41％的国企资金占有率，投资收益率却只有4.9%，仅相当于乡镇集体企业的1/4。加上横向产业跨度过宽，纵向产业链过长，核心产业虚弱，公司层次过多、结构松散，甚至被一些主管单位"誉"为"鬼神不近"。

　　国资委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国资监管定规立矩。2003年6月4日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条例》，确定了国资监管机构是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权利的惟一机构；国资委与所出资企业是出资人与所出资企业的关系，国资委专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不承担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国资委除履行出资人职能外，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直接对企业所投资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各级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关系，对本级政府负责。国资委对地方国资机构实施一定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毫无疑问，这个《条例》不仅是对中国20多年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同时也为建立规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指明了方向。

　　随后，针对国企改制和国资转让，国资委分别于2003年11月30日和2004年1月8日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评价说，"（两个文件）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程序的透明、公正，来实现和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他认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掉入寻求"公正、公平的交易价格"的陷阱，而是在评估和公开交易上下功夫，通过程序的有规可依实现操作和结果的公正、公平。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国资委两年来促动国资进场交易、国资转让市场化运作扎稳了"马步"。

　　在推动国企改革方面，国资委还"出招"全球招聘和业绩定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配置企业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三管职能中管人是最具突破性的一项。它把"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配置结合起来，将对国企负责人的任免、惩罚和考核权都统一赋予了国资委。

　　2003年9月和2004年12月，国资委先后两次发布《招聘公告》，全球公开招聘央企高管人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认为这种招聘是中央企业用人制度上的突破，"堪比'神州'五号在航天事业上的突破"。他指出，由市场招聘的央企高管将按"市场价"定薪酬。

　　对经营者的激励问题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国资委清醒地认识到代理人的监督、激励机制是当前公司治理转轨的着力点，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实现微观基础的改造和重建的基础。"李保民说，为此国资委于2003年11月27日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目前，国资委共与属下170余家企业签订了经营业绩责任书。除了部分有特殊原因的企业外，国资委同中央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签订工作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国资委将首次以出资人(委托人)的身份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进行考核。

　　变化最大的还要属国有资产"身价"看涨。自从国资委挂牌后，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的审批权从2003年6月1日起从财政部划归国资委，尽管审批速度有所放慢，但国有股转让的价格却在悄然提高，一些国有股零溢价转让的现象已经碰上了"红灯"。国资委的高层也反复强调，各地要严禁国有资产贱卖和自买自卖。

　　2004年1月6日，仕奇实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股东内蒙古仕奇集团、内蒙古塞北星啤酒公司以及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于2003年12月26日分别与深圳市华保宏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将每股转让价格由4.40元调增为5.32元。仕奇实业的公告称，根据国资委的要求，经各方协商，提高该公司的国有法人股的转让价格。

　　如此明确提出"根据国资委的要求"，无疑向市场明确透露出了国有股转让出现的新动向：国资委正在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权，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转让严格把关，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卖价正在提高。

　　据资料显示，仕奇实业2002年末的每股净资产为3.84元，原先的国有股转让价格4.40元/股已经较每股净资产有不少溢价，此次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大幅度调高卖价，耐人琢磨。

　　而长丰通信股权转让则是受到了国资委的间接影响。股权转让方有关人士称，本来原股权转让方案已经重庆市财政局批准，并报财政部审批，但恰好遇到国务院机构调整，国有股转让审批权限由财政部移交至国资委，导致国有股转让审批延后。

　　"由于在此期间长丰通信的资产状况已发生变化，而国资委也提出了国有股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净资产的要求，因此只有重新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根据该公司发布的公告，转让价格由原来1.64元提高至1.80元。

　　案例中，虽然公司情况各异，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转让价格提高了。换句话讲，也就是国有资产"涨价了"。显然，国资委"新政"已经在规范国有资产转让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短短时间内，国有资产一改过去"散沙一盘"的局面。

　　2004年3月，国资委研究室在媒体撰文《成立国资委和不成立国资委大不一样》，喜悦地表示，"从一年多的实践看，成立国资委和不成立国资委大不一样。"文章认为，过去经贸委讲突出主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是从政府角度，针对性不强，缺乏考核和落实；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对所监管企业提出措施和要求，有较强的针对性，而且业绩考核层层落实，具有更强的约束性。文章认为2003年以来中央企业改革发展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离不开这一点。而且，各省国资委的成立，也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实践对理论的"背叛"但责任人的明确、监管框架的初成，并不等于说作为"股东"概念的出资人功能的真正实现。

　　刘纪鹏说，"国资委的定义，现在仍然是国务院任命的非政府系列的特设机构，这个机构到底什么性质，现在不定性。"正是这个"不定性"，两年来使国资委在出资人和监管者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

　　而且，由于出资人是市场概念，监管者是政府行政部门概念，二者明显相互冲突。他认为，这造成当"中航油事件"发生时，是直接出手还是只执行监管职责，国资委竟然难以抉择，丧失了出手相救的最佳时机。

　　于是外界出现了"国资委越来越像原来的经贸委"这样的批评。对此，李荣融在地方国资委调研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有很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干"，但是，"国资委职责里面，还有一条，就是承办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这充分体现在了国资委的机构设置中，有业绩考核局、企业分配局、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局，甚至党建工作局、群众工作局。在这个矛盾混合体中，政府职能和市场竞争主体尴尬地捆绑在了一起。

　　但这种角色的冲突，随着2004年国资委运转中遇到的两大挑战的出现，发生了当初设计者全然想像不到的"化学反应"。

　　国资委在为期一年多的大规模清产核资的过程中发现，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越来越严重，违规经营、财务混乱、管理层收购"自卖自买"等等造成大量国资流失；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非但没有积极解决"出资人到位"问题，反而利用"分别行使产权"的旗号加快了地方国有资产的"甩卖"。

　　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责顾雏军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郎氏此言将国资委遇到的问题一举变成了全社会的大讨论。这场论战持续了近半年，几近失控。作为国资"管家人"的国资委更是身陷漩涡，甚至最后造成各种利益群体逼迫国资委表态。

　　国资流失严重的现实和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国资委不得不将工作的重心向国资的行政性监管倾斜。2004年9月1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了转让企业国有产权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性质变化的操作办法。

　　同年10月29日，作为国企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以《人民日报》评论的方式回应了"郎顾之争"，提出"停止经营层持股"；11月，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亲自带队，赴广东和江苏考察国企产权改革；12月，国资委首次加入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国有资产损失和安全问题成为下阶段审计工作的重点。

　　2004年12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指出，"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为了控制局面，国资委行政色彩逐渐浓厚，加大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于是，整个2004年，加强完善出资人权利逐渐变成了直接影响甚至插手央企的经营活动和人事管理，指导地方国资改革最后成为直接管理地方国资委具体的改革方向和措施。

　　2004年5月16日下午3点，国资委副主任、党委书记李毅中亲临三九集团深圳总部，在集团全体中层干部会上正式宣布，免除赵新先三九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首席执行官等所有职务。同时任命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孙晓民接替这位三九"教父"。

　　随后，长城集团的王之、长虹电器的倪润峰、中国外运的罗开富、武钢集团的刘本仁、五矿集团的苗耕书、中粮集团的周明臣、南航的颜志卿、中航的王开元、东航的叶毅干、中国电信的周德强、中国移动的张立贵、国家电网的赵希正，这些一方大员，按照国资委解释的年龄"到线"原因纷纷离任。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评价说，"国资委调整'一把手'的做法事实上与过去组织部门任免干部一样，还没有把国企高管当作'职业经理人'来看待，而是作为干部看待。"他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选择"一把手"要看能力而非年龄，"60岁的提法事实上沿袭了机关干部的退休标准"。

　　如果说这些老总退役还易"理解"，那么2004年11月1日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高层"换防"，几乎搞懵了海内外投资者。《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调整了几家大企业高层领导的位置，把他们安排到原来的竞争对手那里，强烈而痛苦地提醒人们，投资中国电信企业的股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如此种种，使得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晓南在一次会议中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国资委不是当时专家学者设计的那个国资委。他介绍说，在十六大之前曾经有一个国有资产研讨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了王岐山等政府官员和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向十六大课题组递交了一份国资委的组建方案。后来没有采纳专家方案，季晓南解释说，是因为考虑到现实条件，"目标和过程要分开"。

　　权力膨胀"目前,社会上有议论,认为国资委管得太多,我做了多次解释,现在还得讲。"在1月13日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李荣融直言不讳认为，国资委在过渡时期还得多管。

　　对于"目标和过程要分开"的"过渡时期论"，李荣融的解释是，目前,中央企业实现公司制的只有9家企业,其余的都是按照《企业法》建立的总经理负责制，还没有实现现代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他认为，在过渡时期，国资委包括落实责任、签订责任考核意向书、建立公司董事会、选拔管理者、指导地方国资委等等还得多管。而一旦企业实现了公司制,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就只管所有者,不管经营者了,工作就转移到指导企业董事会工作上来了"。

　　但无论是否"还政于民"，"目标和过程要分开"的过渡做法，尤其是过渡期时间的不确定，非常易于造成实践操作对改革目标的变异，出资人和监管者角色之间的冲突不但不会消除弥合，反到会强化政企一体的形成。

　　刘纪鹏说自己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不注意国资委这种机构政企难分的弱点，而把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资监管的缺位，简单地归结于国资委权力的不够，将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他认为，尽管完善国资委的权力和权利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需要，但如果国资委仍然是市场主体和监管者的"双面人"身份，那么这种权力和权利的加强只能是对改革目标的损坏。

　　近日，在一份国资委10月份定稿的内部报告中，《商务周刊》看到的是一个力量远远超出市场想像的"巨大"国资委。按照"完善国资委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任务，报告认为国资委现在需要补充设置相关厅局，"如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预算局，负责指导地方国资改革的地方局，负责协调地方与行业产权关系的综合局等。同时，国资委还应该尽快筹建类似投资管理中心的机构来处理投资权益，作为国有资产投资行为的支持系统"。

　　这意味着，国资委将会从财政部逐步接手"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和国有资产预算"两项权力；从发改委接受"国有资本的投资权"，"并要求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符合发展改革部门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和投资布局"，在发改委经济发展规划中，交接具体的执行权。

　　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也将通过"负责指导地方国资改革"的地方局进行管理。报告称，除了战争中央政府可以统一调度外，"地方各级政府，尤其省级政府不能任意调拨下一级政府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的统一所有权，应集中由中央政府行使，而不是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随意行使的"。显然，这与"国家统一所有，分别行使产权"的原则出入较大。据称，国资委加紧起草的《地方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也将马上出台。

　　而且，国资委成立以来接管职能部门资产的工作进行的也越来越深入。报告指出，"交通、科技、信息产业、文化和教育等部门，《公司法》赋予出资人履行的重大决策等职责，许多仍由这些行政部门行使，应随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企事分开等项改革的推进，将这些行政部门行使的出资人的职责逐渐归并到国资委"。

　　国资委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透露，目前虽然阻力很大，但民航总局和信息产业部方面的进展已经很顺利了，"某种意义上说，去年民航的换将、电信的换将，都是表现"。他甚至暗示，以后类似这方面的消息，都可以说是一种征兆。

　　最耐人寻味的是，即使现在由中央组织部决定的189户中央企业中53户企业"一把手"的考核、任免工作，报告认为国资委在配合的同时，"也要与其共同探索和解决党管人才的原则与出资人选择经营者相结合的方式"。

　　事实上，"做大"国资委，早在2004年8月份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就曾刊文指出，要打造"全能"国资委。"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大量发生的是与金融类资产和资源类资产相关联的产权流转与重组。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单纯的经营性资产实现国企重组改制与主辅分离。" 白津夫认为，"只限定在经营性资产这一范围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经营运作，也不利于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打造'全能'国资委，这样才能克服因职能不完整、监管范围不科学而带来的体制缺陷。"那位特别关注国资委发展状况的花旗环球金融董事经理在接受采访中也认为，照目前发展下去，在未来的中国部级机构中，国资委很可能将是权力最大的一个，"它管的不但是真金白银的国有资产，而且还是一个既有行政权又有巨大资产实力的官商一体的超级公司"。

　　尤为令人忧虑的是，国资委机构的设立是"先行动、后立法"，而《国资法》又迟迟难以出台，这给了这个机构太多的"自我设计"机会。

　　一位参与审议《国资法》的人大财经委委员告诉《商务周刊》，"设立国资委，首先就是要出台针对国有企业特殊性的《国资法》，从法律上确认国有资产最终委托人、确认全民监督国有资产的权力、确定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机构，然后清楚地界定国资委的权力与义务，从而对国资委建立起一个有效监督、控制与激励的运作机制。""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明确，对国资委的权力不能进行清楚的界定与约束，而今后出台的《国资法》又受到国资委的影响、甚至被其主导，那么如何保证国资委这个新设机构实现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他告诉记者，自从领衔《国资法》起草10年工作的财政部官员刘仪舜2003年9月去职后，现在的起草工作重新回到了调研阶段，何时出台还要看各方面的意见。

　　目前，国资委仍然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而存在，工作的依据是国资委自己制定的部门法，即《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一位经常与国资委打交道的财政部官员曾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对之评价说，"既是政府机构，又是事业单位，还要搞经营管理，难免政企不分；同时作为181家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任命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甚至财务总监的权力，权力过于集中。"自我运行"现在的国资委，不是企业法人，不是事业法人，也不是行政单位，即不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受《行政诉讼法》约束。改革竟然诞生了一个游离于法治之外的机构，令人吃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部长郭励弘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如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国资委将"什么事都能干"，而且"告都没法告"。

　　这一点，市场投资人张卫星认为已有端倪。张卫星在2004年9月14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起诉国资委，要求撤销被告国资委在电广传媒"以股抵债"事件中的"严重不当和非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但10天之后，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决"不予受理"，理由是，"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2条及第7条第二款，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只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并不履行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但行政法上所说的行政是指公共行政，即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其范围与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起诉人张卫星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我现在更关心中国法律界人士的观点，中国法学界的人士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卫星痛苦地告诉《商务周刊》，"为什么法律与政府文件上到处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实践中中小投资者连申述的权力都没有？到底中小投资者应该怎么做才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有哪条道路可以被选择？"回头来看，张卫星的无奈只能归结于他没有理解透彻国资委的地位、能力和其自我运行的机制。

　　一边是"管人、管资产、管事"权力的不断扩张，一边是不承担法律责任"游离于法治之外"的行为状态，这确实很可能让国资委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套自我激励、自我授权、自我运行的机制。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指导方向，"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主要业绩表现，就落在了"按照市场取向做大做强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和"提高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能力"上。

　　对此，季晓南曾在《经济日报》以《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四大途径》为题做过集中的阐述，核心思想是，"保持必要数量比重，提高国有经济质量，加快布局结构调整，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而事实上，在整个国资委的机构运转中，现在也只有"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才能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才能保证国资委在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长久的生命力。

　　2004年12月26日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成都召开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指出，"目前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的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有的还采取'限时间、定任务、搞运动'的方式来推动，这与中央精神是不相符的。"他强调，一定要"按照市场去向做大做强有优势的国有企业，搞好有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国有骨干企业"。

　　而这样一个按照自己"保值增值"、"做大做强"逻辑运行的国资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强烈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生态环境。

　　2004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此言一出，在中央企业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以致在央企中间传出了"不怕温家宝，最怕李荣融"的顺口溜。据悉，当前国资委管理的178家中央企业中，不是行业排头兵的并不是一两家。

　　所以，在安排2005年工作时，"往大里做"成了不少中央企业工作的中心内容。一位参加了会议的央企办公室主任告诉《商务周刊》，"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以央企的规模大小论生死，将会导致央企出现围绕主业去'摊大饼'、抢资源、扩大投资上项目。"他认为，现在大家即使明白，但"不论是否有条件还得往大里做"。

　　就在央企会议召开的同时，也是在中国零售业全面开放的当即，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宣布杀入国有资本早已大量退出的商业流通业，其旗下第一家"易好家"家电连锁店在深圳华强北路开业。曹江林这位初涉家电连锁行业的中国建材副总经理、易好家董事长宣称，5年之内"易好家"家电连锁店将完成开办100家门店、销售额200亿元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打造一个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家电零售连锁新品牌"。

　　除了央企，地方国资委也加紧"往大里管"。黄淑和在成都会议上，针对地方国资改革中出现的"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态度，和设比例、设期限的做法，指出其与中央精神不符，要求各地国资委"应围绕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全盘考虑和安排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否则，"谁再违规操作就要追究谁的责任"。

　　2004年11月29日，青岛市国资委公布了第一批监管企业名单，海尔集团位列其中。业界一片哗然。青岛市国资委办公室官员的公开解释是，按照有关规定海尔集团将由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全面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实施监管，逐步实现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相结合。

　　事实上，青岛市国资委主任吴经建在青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曾经阐述了青岛市国资委第一批履行出资人职责实施监管企业的范围和标准：一是市委管理企业领导人并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二是市直一级法人企业；三是资产总额2亿元以上，国有(集体)净资产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这样一来，不管海尔是不是集体企业，它的净资产如果在5000万元以上，就必须纳入青岛市国资委的监管范围。

　　无独有偶，两周后的2004年12月15日，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号召，"省市也要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骨干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阿喀琉斯之"事实上，国资委能迅速形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身躯，"立身之本"就是十六大提出的"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只有理解了这句话，才能看清楚全球化竞争下国资委的真实含义。

　　2004年12月15日，国资委业绩考核局局长李寿生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坦言，构成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突出矛盾"，他公布了一组数据：2003年央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5％，企业亏损面达到10％。而这还是历年来可能仅次于2004年的国企历史最好成绩。

　　与国际相比，2004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只相当于该年世界企业500强资产规模的5.61%。世界企业500强资产规模排第一名的日本瑞穗金融集团的总资产就相当于中国企业500强资产总额的38.8%。中国500强榜首企业国家电网公司的营业收入，只相当于沃尔玛公司的12.07%。

　　以劳动生产率衡量，2004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额，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企业500强的16.23%和11.62%。而赢利能力，中国企业500强共实现利润约382亿美元，只相当于2004世界企业500强的5.22%。至于，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品牌知名度、国际化程度、产品集中度等方面，更无法相比。

　　而中国经济面临的竞争形势是什么呢？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告诉《商务周刊》，"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经由 1992 年的 7%上升到了 2002 年的33%；外资企业进口和出口比重已经分别从 1992 年的32.7%和20.4%,剧升到2004 年上半年的57.4%和55.9%。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力军。"他尤其关注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个数据从 1992 年的7.5%上升到2002 年的10.1%。"外资在中国工业、税收中的比重增强的同时，投资的比重却没有成正比地加大。" 金伯生认为，这说明外资投入产出的效率非常高，而且表明目前并非是中国经济中外商投资比重最大的时期。

　　事实上，近两年来外资在华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独资比重明显加大。2003 年全国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独资企业比重已占到 65%；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外资金额中，独资企业合同外资额占到70%；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额也占到62%。

　　这样一个状态下，一些人认为，如果作为"中国经济主力"的国有经济失去了竞争力，那几乎就等于说，在中国目前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市场，中国经济将自动缴械。持这样观点的人，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据了最高"智囊圈"的主流意见。

　　2004年年末，《商务周刊》接触了其中的一位。"以前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起来可笑，但对于中国来说，现实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这位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学者认为，任何一个执政党最关注的无外乎三个问题，财政、吏政和意识形态，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财政，所谓"无财没政"。

　　而且，目前中国政府多次强调，最首要的是维护稳定，否则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都会出现大动荡。相当多的官员认为，中国要维持稳定，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是必要条件；而中央政府要强大有效，又必须借助强大的财力。

　　这一套连续的逻辑链，为国资委"做大做强论"找到了理论基础：在国内民营经济依旧弱小、全球化竞争"疾风暴雨"的发展紧要关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虽然虚弱但资源庞大的国有经济。

　　于是，当有人质疑"能源建设中行政审批严重偏向垄断型国企"、"大型国企着手延长产业链大肆跑马圈地"或指责"宏观调控使'国退民进'发生了阶段性逆转"等等问题时，似乎都有了当然的合理性。

　　但是，这个巨大的战略背景似乎并不能掩饰国资委这个机构先天上的弱点。国内投行东方高圣的一份内部研究认为，国资委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和激励。

　　现实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商务周刊》在研究了国资委成立以来几乎所有公开的文件后发现，无论是明确出资人、寻找代理人委托人，还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做大做强"，都无法离开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这个群体的管理和激励。

　　东方高圣认为，国资委的出现并没有淡化国企高管人员的行政身份。以国资委监管的53家部级企业为例，企业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由中组部管，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一局主要管的是一把手之外的领导成员，而一局组成人员主要是原中组部企业局原班人马。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些企业的高管人员一般总能在目前的位子上呆到60岁--副部级党政干部的退休年龄。或者以不低于目前的行政级别，调动到其他央属企业的领导岗位上去。

　　按照目前的状况，在央企组织和治理模式下，央企高管的管理是通过中组部和国资委企业领导一局进行的，高管的真实身份是国家行政人员，最多是有技术和管理专长的国家行政人员。有理由担心，对这种管理人员的激励，绝大多数来自"商而优则仕"的个人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企业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战略控制的职责。

　　即使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极为推崇的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也因这个问题难以复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汪昌云告诉《商务周刊》，"新加坡具有特殊的国情，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做得好的国家之一。关键是它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管理与政府完全脱离，这是淡马锡成功的关键。"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没有经过市场考验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如果在没有合格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简单形式上学习淡马锡，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甚至是危险的。"无论怎样，国资委巨大的身躯已经在中国市场中移动了起来。至于它的前景，似乎现在仍然难以看清楚，但有一个判断可以参照，那就是参与过国资委政策设计的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当年在国资委成立前夕的一段话："我想，新的国资委一定不是独揽财权、人权、事权的高度统一的行政机构，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否则，这个国资委的职能就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企业感到的不是需要一个国资委，而是不要国资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