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要温州停步不前。反而是要抓紧时间搞“内政”和“外交”。“内政”就是发扬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传统搞改革，“外交”就是主动与温州资本投向集中的地方政府“建交”，保护温州商人的利益。
　　3月11日，在温州市的一个招商引资大会上，一个规划投资额高达300亿元的“温州石化基地项目”首次公开亮相。当地官员称，这个项目将使温州的产业结构得到根本提升。
　　此外，温州市今年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实际利用外资增幅要达到50％，借用外资拉升产业层次的发展目标。为此，温州各级政府的一把手都拿到了一份2005年招商引资的目标责任书。
　　当重型化的风险犹存，举国上下都在热论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作为资源极度困乏但却领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地区，温州本来最有资格也最有必要优先破题。但温州在解决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时，却选择了发展石化这一重型化产业，同时强调招商引资。这种破题方法几乎与中西部地区如出一辙。
　　温州究竟适不适合发展重化工业呢？首先以资源为例，去年电荒时，温州占了三个“最”：处于全国缺电最严重的浙江省，本身又是浙江缺电最严重的市，属下的柳市镇是全国缺电最严重的城镇。水资源和土地的短缺问题也由来已久，营商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温州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广东惠州和山东青岛等其他地市已经率先引进了大型石化基地项目，如果一个地方想作为资源贫乏的后来者参与竞争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再者，温州的轻工业有着良好的传统和领先的竞争力，发展重化工一方面与轻工业优势传统的对接可能会付出较大成本，并且还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在产业升级重工优先的政策下，难免会出现人为的政策歧视，重化工业与现有产业争夺本来稀缺的土地、电力、水、运输等资源，从而产生对原有良性经济成分的挤出效应。
　　众所周知，近年来，温州的“热钱”在全国引起了诸多争议。舆论不恰当但形象地称之为“炒楼团”、“炒煤团”、“炒电团”等。在这些表象之后，隐藏着温州作为资本输出地的本质。
　　资本输出本身无疑是不带褒贬的，对于资本困乏、急需招商引资的地区来说，温州的状况令人艳羡不已，温州近年也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必往之地。如今，温州以产业升级为名，放着甲方不做偏要做乙方。这种选择有待商榷。
　　当地媒体报道说，温州要“紧盯世界500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企业，大力引进那些顶天立地式的骨干企业”。表面看，这种目的无可厚非。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资源困乏、营商成本高昂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吸引这些企业进入温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给政策。显然，在一个资本严重外溢的地区，为了吸引外来资本而给予优惠政策是不合逻辑的。
　　近年，温州的GDP增速的确减慢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情况不正表明了温州作为资本输出地的优势地位以及发展速度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事实吗？足量的企业家群体，足量的资本，良好的市场传统，富足的市民，这些优势是其他地区水分很大、政绩工程色彩浓厚的GDP数据无法比拟的。
　　温州的道路是靠市场走出来的，因此其产业升级等问题的解答必然也需要由市场来完成。眼下，一些体制性问题制约了温州这样的市场先行者快速前进的步伐，这并非温州一地之力可以解决。
　　此时，并非要温州停步不前。反而是要抓紧时间搞“内政”和“外交”。“内政”就是发扬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传统搞改革，“外交”就是主动与温州资本投向集中的地方政府“建交”，保护温州商人的利益，这些工作此前更多是由商会等民间组织来完成的。
　　温州模式的成功与其说是农民自由办市场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较早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产生的体制环境相对优势的成功。现在讨论温州的问题，应该重新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焦点上来，需要在新形势下讨论如何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而不是要走回到由市长来办市场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