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闫威
“主城附近某市，３００户农民将耕地流转给租地方，时间长达２１年，每年每亩租金仅３００公斤稻谷。”近日，在重庆市“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及对策分析”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对重庆市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表示忧心。此次研讨会是重庆市首次大范围地讨论土地流转问题，会议集中反映出目前重庆市在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重庆市一些地方在房地产热、大学城、开发区、小城镇建设的逐步升温同时，征地失控，“圈地运动”不断升级。农地流转存在当地政府“以地生财”，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倾向。例如，万州区计委、市政府研究室的调查显示，万州区农民人均耕地仅０．５２亩，土地流转后，农民每亩每年出租土地的收入也就３５０元－５００元。而农民耕种土地除了种粮食外，还可以兼种蔬菜等，一年四季都可利用，所产生的综合效益远远要高出这一价格。
“少数乡镇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和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用行政手段干预农民的土地流转。农民应得的流转收益存在着较大风险。土地流转价格比较低，部分农民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部分流转的土地期满后，如数复耕困难，即使复耕后，也将影响耕地的质量，农民的长远利益难以保障。”这次会议分析了造成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主要原因。
曾担任重庆土地流转制度研究科研项目主持人的祝志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流转主要应在农户间进行，流转的收益应归农民。一些乡村组织直接充当土地流转的主体，土地租金的收益分配缺乏透明度。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孤寡老人的赡养，社会福利等土地成本与利益分配方面，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流转程序还不规范
与会专家认为，重庆市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还没有建立，在完备流转手续、规范流转程序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现有法律和管理框架，已被现实中发生的土地流转远远抛在身后。不少农户采用“口头协议”，私下进行自发性的流转，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纠纷隐患较多。土地流转程度极不规范，缺乏法律保障。
据重庆市政府研究室、万州区计委初步调查统计，万州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土地流转占５０％以上，特别是农户间的自由流转。对此，祝志勇教授推荐了江苏省的做法。江苏省去年出台了规范性合同文本，文本规范化，由政府充当裁判，有效地保证合同的严肃性、有效性，避免了民间的私自合同、未公证、口头协议的发生。
“江苏省成立乡镇土地储备站这样的土地流转中介结构，促进了流转的信息传播。”祝志勇教授指出，“中介服务组织在农地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相当于土地信托方。当前土地流转中，存在中介组织不够健全的问题。”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而完善中介服务组织是农地市场化的关键。
缺少具体法律监管
“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各地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条例、办法，来指导、规范土地流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可依。”重庆市政府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介绍说。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土地承包法》在保护基本农田和促进土地流转上又存在着尺度松紧的不一致，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
该研究员表示，在非农业资本进入农村后，必须坚持农村可持续发展原则，不违背自然规律，不搞掠夺式经营，不随意改变土地的性质和用途。土地经营者不能损害农村生态和生产环境。在此前提下，土地流转只是使用权的转让，农民不会由于土地流转而失去土地，土地流转的收益不是一次性支付，也不是永久固定的，农民应始终有一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坚持中央“家庭经营为基础、土地承包权３０年不变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保护农民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根本保证，是确保农村稳定的政策基础。
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险金制度。这位研究员表示，像重庆市万州区等区市县人多地少，经济社会发展还较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仍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就决定了重庆市土地流转必然是一个不平衡、渐进的长期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