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迈向更具弹性的汇率制的过渡安排，笔者早前曾建议不宜扩阔汇率的浮动空间（此举只会使人民币即时升至区间之顶，并吸引更多游资涌入，制造更大的升值压力），亦不宜让人民币有大幅甚至中等幅度的升值；最妥善的办法是每年先把人民币微升百分之一至二，前提是不可让游资在扣除交易费用后尝到任何甜头，以免吸引它们涌入；在持续微升数年后，可按当时经济情况调整升幅甚至贬值，使市场慢慢接受人民币不再是固定汇率的事实。笔者在去年十二月邮寄该文章予人民银行参考与研究，以刺激或支持内地类似的看法及建议。
　　从近期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预期人民币有机会小幅升值来看，若我们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即任总有一定的消息渠道，则此一看法在内地的争论可能已开始占了上风，甚至接近定案。即若不是如此，至少任总的言论，也反映他也认为缓慢升值是一个较可行的方案。我们没理由相信内地经济学者及决策者不能分辨其中利弊，则有关建议的落实，将只是时日的问题。
　　尚得提出的是，任总（或其他人士）把有关建议演绎为一个「汇率制度而非汇率水平的改革」，是一个相当传神以及不错的演绎；除了缓慢升值外，笔者文章的另一个建议，是透过引入较大部分的浮动工资，以增加中国经济及汇率对金融危机的免疫力及恢复力。由于浮动工资已非人民银行的权限，希望有关建议能被转介至中国相关部门。
　　对周边经济体影响力大
　　其实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处理，不仅对中国至为重要，对周边经济体的调整能力也举足轻重。若人民币的汇率大上大落，对周边经济体的影响，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将是严重的；相反，若人民币只是每年微升百分之一至二，则周边经济体应有足够能力作出相应调整。因此，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一不可改变的政治及经济现实，则周边经济体应更主动鼓励及支持这缓慢升值的方向改革。
　　在周边经济体中，新加坡的调整能力应是较佳的，原因是新加坡的汇率管理是基于一篮子货币，这种制度是最适宜处理个别货币的波动（只要维持其平均汇率不变，则此货币兑坡元的升幅将被其他货币兑坡元的跌幅抵销）。况且，新加坡货币的汇率制度是容许其加快或放缓其平均汇率的升幅、甚或在必要时接受大幅贬值或升值，再加上具较大比例的浮动工资在必要时可供调整；若人民币只是缓慢升值，根本毋须动用后面两道撒手锏。
　　马来西亚方面，若人民币只是轻微升值，可有两个选择：一是即时跟进采用类似但不同升幅的制度（以免他日市场常将人民币与马元比较）；另一较佳的选择是观看人民币制度改革的成效，确定无误后才采用类似制度（反正延迟微升只会使经济维持较强增长），但不宜长久地维持现在的固定汇率制度。
　　有关官员应大力推动
　　面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香港联汇制其实是最难处理的制度之一，所幸的是：一、现在要面对的是人民币升值；二、这可能是颇缓慢的升值；三、港元（或香港工资物价）应仍在偏高水平，以至人民币的轻微升值，将有助调整港元的相对偏高水平、增加香港的相对竞争力，以及协助香港的经济调整（但有人民币楼宇按揭的港人的供款负担，每年将缓慢增加）。
　　然而，今天的较为幸运，并不代表我们永远可幸运下去（金融风暴后的六、七年，香港就处于不大幸运的情况）。人民币及美元（甚至中国通胀率）的更长远走势，可能是香港调整能力的另一个考验；若香港相信其物价调整弹性未必足以处理一些较大型转变，而又倾向维持联汇制，则应考虑笔者的另一建议：引入及深化新加坡式的浮动工资制，增加经济的调整能力─此制度可使任总在香港汇率制度史上反败为胜，笔者建议其应大力推动。至于第三届特首或财政司，若不想香港经济政绩只依赖当时的经济环境，亦应积极推动，况且此制度的建立，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政绩。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