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罗文胜　南宁报道
　　“行政生产力”一说在南宁财经界流行，语出2002年南宁市全面启动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市场化运营改革，意思是行政权力以市场化运作方式进入城市经营，获得“四两拨千斤”的市政效果。
　　南宁城建形势一如开年后的天色，亦雨亦雾，晦明难辨。
　　今年1月14日，南宁市市长林国强在推进市政建设“六年大变化”动员大会上宣称，仿照广州“一年小变、三年中变、六年大变”的城建战略，南宁市2002年启动城市建设管理“136”跨越式规划。
　　目前已达成“三年中变化”目标：2002年至2004年共有200个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累计完成城市建设投资203.96亿元，环内城区面积由3年前不足100平方公里扩张至406.4平方公里，“提前6年实现城市总体规划”。
　　据了解，“136工程”令南宁拆迁面积每年呈翻番式跃进：2001年南宁市完成拆迁面积40多万平方米，2002年剧增到80余万平方米，2003年更超过100万平方米。
　　耐人寻味的是，2004年该市实际拆迁总面积27.8万平方米，与当年核实的44个拆迁项目公告、102万平方米应拆迁面积相比，仅仅完成1／4，与往年作环比，几乎等同于急刹车！
　　“行政生产力”现象
　　“被拆迁户对新政策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延误了既定的拆迁进度。”南宁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法规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家城改政策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些项目规划上需要做些衔接。”该人士称，针对南宁大量迁拆项目陷于停顿现象，他们作了详尽“摸底调查”。
　　“南宁市政建设正在为‘行政生产力’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澳籍华人托尼·王却另有观点。王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就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双边计划提供咨询的澳元融资项目顾问，居住南宁市甘棠区，目前正就该区旧城改造项目与南宁政府展开诉讼。
　　在王看来，南宁运作“136城建工程”，基本上依靠行政垄断推动，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引发多个拆迁片区的业主纠纷，使市政建设陷入僵局。
　　王告诉记者，“行政生产力”一说在南宁财经界流行，语出2002年南宁市全面启动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市场化运营改革，意思是行政权力以市场化运作方式进入城市经营，获得“四两拨千斤”的市政效果。据了解，南宁启动“136”工程至今不到3年时间，投资城建230多亿元，其中财政才占1／8，那200亿元非财政投入，就来源于“行政生产力”。
　　南宁人也把此次改革简称“威宁模式”，取意一个名为南宁威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威宁公司)的经营实践。威宁公司于2002年4月12日成立，广西财政全资注册6000万元，全面接收南宁市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39个系统、90个单位国有资产，收拢的资产及融资30亿元，实有资产超过10亿元。
　　“一个是统管，一个是放权。”南宁市委书记李纪恒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如此解释“威宁模式”：统管，是把两块资产统管起来，一块是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另一块是土地储备；放权，是将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事权下放，将统起来的国有资产，交由政府有效掌控的多个项目公司运作。
　　事实上，像威宁公司这类国有独资项目公司，南宁市成立了多个，较为重要的有南宁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市政府注资1.6亿元，3年固定资产增至50亿元；南宁市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堤岸公司)承担邕江两岸的开发建设，4年间资产膨胀10倍多。
　　“这类项目公司，都获得南宁市政职能方面的授权，实际上是代理政府经营城市。”知情人透露，南宁市把基本上城建的责权利下放到城区和各开发区，各区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建立各类项目公司，采用业主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全程介入城建运作，包括所建工程项目的资金筹措、前期准备到建设全过程的管理，并承担债权债务。
　　在旧城改造中，旧城土地基本上全程转让给项目业主开发，土地收益大部分留在各区及相关项目公司账户，采用“市里投一半、城区投一半”的办法，调动城区城改热情，2004年筹资1.4亿多元，改造了351条街道。
　　土地经营更是存量、增量统一管理。该市把搬迁、停产、破产的国有企业土地，以及修建市内道路两旁的土地等纳入存量储备的同时，新修道路到哪里，储备土地就到哪里，仅修快速环道和外环高速就储备土地一两百公顷。集中的土地储备，一概交政府授权组建的项目公司运作。
　　据广西区政府内部透露的消息，威宁公司是“市财政局策划，市委、市政府批准，自治区党委、政府默许”的结果。然而，威宁模式所引发的“行政生产力”现象，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是非的旋涡中。
　　“威宁模式”资金链问题
　　“以授权盘活资金，资金不够，政策来凑。”广西公益会计师事务所某知情人士如是解读“行政生产力”现象。“威宁改革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国有独资项目公司资金链条的脆弱性。”
　　该人士以堤岸公司为例。根据银海师验字【2001】第1203号，堤岸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为南宁市财政局全额注资，但公益事务所审计发现，这5000万中，有4700万元以“其他应收款”账目挂账南宁市财政局，数十万为固定资产，实际到位资金不足300万。
　　“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全部依赖于负债的增加。”该人士告诉记者，堤岸公司获得南宁市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职能授权，成立时总资产为4984万，2002年翻一番为1.15亿、2003年翻两番达5.4亿，仍是靠300万资金支撑，实际资产负债率已近100％。
　　耐人寻味的是，2003年末，该公司承担的南宁邕江堤路园工程支出总额为106516万元，竟然是公司总资产2倍。
　　上述人士透露，据承贷银行调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堤岸公司没有按照南宁市政府南财【2003】117号文要求，将“堤路园”工程施工期间财政性投入(包括项目资本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并入公司报表。
　　“威宁经营所得收益是全部上缴财政，没有任何分配权力。”威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志崇告诉记者，“威宁模式”让南宁市找到了一条“以城养城，滚动发展”的城建筹资之道，到2004年5月，威宁公司累计实现国有资产收益10多亿元，上缴国有资产收益及税款8亿元。
　　堤岸公司的资金过账，与威宁公司“以城养城”是否存在逻辑上的联系，记者无从查证。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南宁城建基本采取业主先筹资建设，再由政府在3至6年内逐年偿还的模式。南宁市建委主任魏凤君透露，由于实行业主负责制、多元投资搞城建，去年南宁市城建投资达130多亿元，“你知道吗，过去全靠建委，南宁市城建一年投资超不过20亿元。”
　　“南宁市市政如此‘以小博大’，很容易置项目公司于资金流紧绷的境地。”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南湖支行营业部某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政府财政拖延数年才接手，南宁市不少市建公司只能靠招商回流资金补偿拆迁款；招商不成，则通过逐户补偿的方法，用上一户补偿得来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来作抵押贷款，一旦被拆迁户拒绝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开发商拿不到贷款抵押物，整个现金流就出现断裂，拆迁补偿安置受到拖延，整个城改工作也就停了下来。
　　“现在我们深感头痛的，是给拆迁公司开出有关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上述工行人士称，甘棠街小区旧城改造项目是南宁市中心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属“136”配套工程。按照计划，该项目后期工程将建造一栋超高的66层大楼，为广西区内目前规划的最高建筑物。
　　据了解，项目公司为南宁市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简称市建公司)，在工行开户。然而，就是如此重点项目，银行方面开立资金证明时，却颇费踌躇。
　　上述人士给记者观看该行开具的一份《证明》，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南宁市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在我行存款累计数为35346250.25元，特此证明。”
　　“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该人士告诉记者，按照305号令要求，项目公司的资金证明必须是“实际存款数”(即“余额”)，“我们写存款累计数，什么都说明不了，又似乎能说点什么。”
　　市政陷阱？
　　“纠纷有如狼烟，向威宁模式发出了警报。”托尼·王说。
　　据了解，南宁市三年来改造的15个旧城片区中，有8个涉及业主纠纷，其中3个进入了行政诉讼阶段。而拆迁地区价格问题，成了多项维权主张的核心要素。
　　王给记者解释了这么一个逻辑：项目公司资金不足，引发政府方面的政策救助，进而产生对被拆迁人利益的挤压，纠纷由此而起。
　　记者手头掌握一份2002年6月〔2002〕66号《会议纪要》，南宁市土地开发审批领导小组以“会议确定事项”，明确16个单位房地产税费全免、减半，并对4个工程项目实施报建费用减免，对8个单位全免或减收土地收益金，并同意了数十个定点单位的建设规划，并将市政设施用地审批权下放，由市建设局作为项目业主办理用地手续。
　　以《会议纪要》运作房地项目的做法由此而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市建公司获准以人民币150元／m2的价格，获得南宁市甘棠街南区的10多亩土地的转让。而根据南宁市国土局2002年公布的基准地价，甘棠街作为南宁市二级土地，转让价应为3824元/m2。南宁市这一用行政运作，引发了被拆迁人至今未息的诉讼。
　　东沟岭项目被拆迁人黄女士认为，南宁市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事权下放各区、各项目公司，以解放“行政生产力”的做法，使得其在拆迁补偿价格和拆迁运作方面，给自己留下了诸多“市政陷阱”。
　　黄女士告诉记者，东沟岭是出入南宁市的东北门户，是南宁市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片区，项目由南宁市兴宁区政府东沟岭开发办主持。
　　对拆迁房价格的核定，国务院第305号令24条强调了区位、用途、市场评估等因素，南宁市政府本身也在2004年8月15日发出的32号文，界定五层以下无报建手续楼房，按评估价的90％赔偿；符合一定规定的“住改商”房产，按商铺赔偿。
　　然而，东沟岭拆迁却基本沿用南宁市解放初期二层砖木民房批建标准，大量2－4层民房以2层登记，多出的楼层作为“超建违章面积”，按照混砖结构265元／m2、砖木结构170元／m2、简易结构100元／m2处置。
　　兴宁区以房屋拆迁材料补助证明取代房屋拆迁补偿费，而且不作现金兑现(打白条)；拆迁户购买商品房，必须是兴宁区政府东沟岭开发办制定房源，用白条抵扣购买差价；如果不是指定房源，白条作废。
　　黄女士认为，种种压价之举，与南宁市政采用“以项目运作带动资金回流”的城建目标息息相关。
　　“我们片区也是东沟岭的估价方式。”张先生为南宁市上海路围合区旧城改造项目一名被拆迁户，张介绍，行政力量过度介入项目改造，是引发维权浪潮的又一因素。
　　据了解，上海路围合区改造项目由南宁市兴宁区拆迁办操刀。最初命名为“上海路围合区拆迁指挥部”，接着是“南宁市兴宁建和旧改有限公司”，运作项目的公司人员，主要由兴宁区政府职员兼任，一定程度上与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05号令)第十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和国发(2004)46号文有关“拆管分离”的条款产生冲突。
　　而据南宁当地媒体报道，南宁市参与旧城改造拆迁工作的各级政府人员，仅2004年就达千人；为做好江北河堤被拆迁户思想工作，南宁市永新区是“24个县处干部齐上阵，率区直机关干部13个拆迁工作宣传组深入工地，进家入户”。
　　陷于甘棠旧区改造项目行政诉讼的南宁市拆迁办某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按照建设部2月份的说法，城镇房屋拆迁必须健全拆迁公示和听证制度，操作程序是“先安置、后拆迁”，这对南宁市以小博大的做法是个挑战。
　　该人士认为，在安置资金不到位，安置方案不落实的情况下运作城改项目，将面临巨大的法理危机；而听证制度的实施，更给“136工程”增加了摩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