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成世界强国几乎已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成了美国决策者考量对华政策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自由化，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以比较优 
 
势论为里、以国家利益为表，却远远达不成共识的乌托邦。

　　在美国对中国的7类纺织品设立进口限制以及中国对纺织品出口的大幅加税后，纺织品配额取消给后者带来的“短暂欢娱”嘎然而止。

　　尽管格林斯潘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说，要求中国“改变贸易做法”，对于美国经济和失业率的缓解“于事无补”，“因为消费者可能就此转向泰国和马来西亚之类的国家，而不是从美国生产者那里购买产品”；一位自称“略懂经济学”的作者也在《纽约时报》向这位前萨克斯演奏者建言：“主席先生，你控制不了中国，放松些！”但是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摩擦，在汇率问题上的抵牾，加上欧洲似落非落的贸易大棒，已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这样的动向：在台海局势因连宋“登陆”而显现缓和的远景、军事冲突因国际伦理的发展而受到钳制、意识形态与人权问题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而渐趋淡化的情况下，经贸问题已经构成了欧美对待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利器。

　　中美经贸问题的技术吊诡

　　美国国内正刮起一股类似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纺织品中国威胁论”的数字旋风。据彭博资讯社报道，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之后，中国纺织品在2005年第一季度的出口增加了29%，某些种类的纺织品出口增长达到了1000%。但同样有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70%在国内市场销售，出口仅占30%，而且国内市场的销售增速超过了出口的增长。就像彭博资讯社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评论那样，“中国经济越来越是消费驱动型的，而不是投资驱动型的增长”。

　　在整个贸易领域，据美国官方的统计，美国去年创记录的6170亿美元的逆差中，对中国的逆差就达到了1620亿美元，为美国对单国贸易逆差的最高记录。但两国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一个统计数字却是，中国的顺差只占美国全球逆差的8％。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于，美国官方的统计包含了外国投资商在中国大陆生产，然后转口到美国的贸易额。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框架之下，美国常常利用这种规则或技术上的差异以行贸易单边主义之实，为本国利益服务。

　　美国国内的制度博弈 

　　美国的生产制造商们向政府抱怨说，人民币至少被低估了40%，他们因此受到了中国的汇率体制的“伤害”，“弱化的人民币使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更低，但却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售价更高”。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团“全国纺织品组织协会”预测，“除非中国的出口产品受到限制，否则美国将流失65万个工作机会”。

　　实际上，包括经贸政策在内的任何一项美国政策的制定，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和政党政治的制约。《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中国今年对美国纺织品出口的急剧上升，主要因素是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制度已经过期，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涌入美国，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和必要保护国内垂死挣扎的纺织业。美国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限制是屈从于美国国会，或者像美国《商业周刊》更为详细的指出那样，“迫于国会中的立法者、生产制造商及其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不得不做出一副强硬姿态。

　　制华的政策突围

　　中国正在兴起为世界强国几乎已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成了美国决策者考量包括经贸政策在内的对华外交政策时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

　　冷战结束至1995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强调的是他们定义的人权和意识形态。然而中国社会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深刻变迁使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趋于宽松和温和的显著变化。压力过大无助于这里已然发生的变革。

　　1995年至“9·11”前，美国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中国军事力量发展问题作为对华战略的突出部分。但对于一个因历史挫折感而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的国家来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极易引起大众对美国的极大反感，乃至反美主义的大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那么具有民族敏感性、但对遏制中国具有同样有效性的经贸问题，被理所当然地推上了中美博弈场的前沿。

　　2005年5月会成中国未来几年的一个转折点吗？一向孤傲而不识亚洲复杂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生态的《远东经济评论》认为，中国与美国的经贸争端将成为中国最近12至18个月内的最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