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给负重蹒跚的股市“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也好，还是为疮痍遍身的股市“病躯”进行刮毒疗伤也罢，已经“射”出的股权分置改革之“箭”带来了令股市管理层始料未及的市场效应。尚福林主席对此的评价则斩钉截铁：“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既然 
 
股票市场的一项改革试点已经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层面，如若“决策”属实，想必全国上下会以政治大局为重，将很快形成共识和“互动”；但从一段时间来的市场反应看，投资者似乎对此番弦外之音不以为然。笔者虽属听信此言之人，也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最终成功充满期待，但还是要提出如下问题：中国股市即使不做“政策市”，难道就可以不讲或少讲政治？股市的“政治性”应该体现在哪些紧要的问题上？简言之，股市管理层当前应该从哪些方面讲好带有政治倾向的重大问题？

　　第一，讲政治就要讲群众利益保护。股权分置改革既然是股票市场“第二次革命”，那么，革命的进行要靠人民群众（投资者）的自觉参与，革命的成功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福祉。反观首次试点的四家“预案”，虽说最终通过要经两次股东大会表决，但“第一推力”却有大股东与管理层“暗商”给出，这在利益保护程序上是否合理？中国股市设立15年来，一次次的股市决策，大多逃不出“大股东出点子，小股东掏腰包”的套路。几度牛熊更迭之后，除了上市公司（其实是公司内部人）从股市上真正得益外，7000万投资者几乎锱铢未获；特别从2001年以后，中小投资者更是亏损累累；在此时推出任何改革措施，都要如小平同志所言，要好好想一想“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的问题，至少也要对改革方案的“群众效应”有个大致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据说此次改革方案推出前，管理层曾一度担心是否会因此而使股市非理性“暴涨”，实际效果却南辕北辙。这个极大反差只能说明在群众利益保护问题上，管理层的“政治敏感度”大有提高之必要！事实上，这次改革与以前任何改革不同，它直接关乎大股东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历史利益与现实利益、利益界定与利益计量、利益调整与利益保障等重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以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进行；任何抛开群众首创精神、迷信“精英政治”的做法，理论上无据，实践上有害。

　　第二，讲政治就要讲治理“法律放纵”。中国股市的问题固然很多，如由股权分置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由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带来的投资价值问题，由信息披露制度失严带来的业绩失真、市场操纵问题等等，但源头则是股市法律体系不健全甚至存在“法律放纵”。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股权分置是股市乱相之“表”，法律放纵所形成的违规违法成本太低才是“好人变坏人”之“根”。如果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时，没有及时建立包括诸如集团诉讼、民事赔偿等在内的法律制度架构，以“转移”中小投资者权益为主要“目标”的不法行为照样会盛行不衰。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温智敏在接受《法制早报》采访时指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并不能拯救A股市场，A股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信息披露问题；上市公司业绩虚假、大股东恶意圈钱、靠关联交易转移中小股东权益等问题，其根子在于法律失严。因此，“当前拯救投资者信心是当务之急，而要提升投资者信心，必须提高信息披露过程中不当披露或虚假披露的成本”。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法律放纵”问题，有的学者甚至发出了“要解决股票市场问题应该让经济学家退后，法学家、政治家靠前”的呼声，此言虽有偏颇，但不失启迪。

　　第三，讲政治就要讲维护金融安全。金融安全事关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而“金融链”的固有特征决定了金融风险随时有被传导、复制、放大、引爆的可能。整个金融链的强度不取决于最强的那些环节，恰恰取决于最薄弱的那一环，现在的股市是否已演变成此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换言之，如若证券业基金业的风险不能被有效阻隔、化解而最终传导给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等的话，金融安全便成一句空话，金融动荡将不期而至。面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极低随时可能发生“技术性破产”的严峻局面，背负着银行体制改革“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历史使命，以直接间接方式吸纳了大量银行资金的股市，其安全度相当程度上影响着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可见，股市参与者要讲政治，股市管理层更得讲政治；否则，股市的长治久安局面非但无望出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也将成水月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