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秋天对内地经济学家来说，是格外难堪的季节。

　　热闹的“郎顾之争”以争论主角之一——顾雏军在7月的拘捕而告一段落。这一争论虽然也有经济学家参与，但顾雏军不是经济学家，因此，顾 
 
雏军的拘捕并不能给经济学家带来直接、充分的难堪，经济学家还可以悠闲地告别闷热的夏天，迎接爽朗的秋天。

　　但这秋天竟然是真正多事的秋天。10月末，《中华工商时报》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丁教授直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是专业评价的巨大羞耻。紧接着，11月7日《中国青年报》公布了关于“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众调查结果：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只有郎咸平(31．0％)、吴敬琏(19．8％)两人。由于郎咸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内地角度来说，实际被公众有所信任的只有吴敬琏一人。

　　丁学良教授发言之后，内地经济学家基本保持了沉默，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先生对媒体作出了回应，认为丁学良教授的评价不公正。但这个回应是无力的，一是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李剑阁先生的身份与其说是个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个官员更恰当；二是李剑阁先生为经济学家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而不是纯经济学学术的成就，与丁学良教授从学术性角度的批评迥异。《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论才公布，经济学家们也许还来不及作出回应，但我估计不会再有李剑阁先生这样的无力回应，而依然是普遍的沉默。

　　最好是沉默，沉默至少说明一些经济学家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知道了问题就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言行。经济学家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学术的水平，而在于学术的道德。一些经济学家把自己投靠到某个利益集团，用学术的名义为利益集团的私利服务。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公众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学术立场的只有7.4%，基本否定了经济学家具有学术立场性。而认为经济学家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竟有69.7%，基本看到了大量经济学家在各种公司中获取代言报酬的事实。

　　这是全部症结所在，经济学家们应该就此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暴露在阳光下，当痛定思痛，重新确立起自己真正的学术立场，经过这个难堪之秋，积数年之努力，重建学术价值。

　　愿这个难堪之秋成为经济学家的再生契机。